石一枫,1979年生于北京,1998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硕士。著有长篇小说《红旗下的果儿》《恋恋北京》《心灵外史》《借命而生》等,小说集《世间已无陈金芳》《特别能战斗》等。曾获鲁迅文学奖、冯牧文学奖、十月文学奖、百花文学奖、小说选刊中篇小说奖等。
我落人中然自在,本是天上逍遥的仙儿
——引自二手玫瑰《仙儿》
现在想来,我早就见过王大莲和苏雅纹。当时我女儿芽芽才两岁。那个年纪的孩子,正处于从四足动物向两足动物进化的过渡阶段,而我媳妇小张却像很多妈一样,生怕错过一个天才,于是一股脑地给她报了很多的班。再往前追溯,这种班芽芽其实在出生之前就已经上过,比较典型的形式,是一群即将瓜熟蒂落的孕妇躺在木地板上,由一位“中央院”的老师给她们播放肖斯塔科维奇和斯特拉文斯基的交响曲。不能有莫扎特,莫扎特都俗了。按照老师的理论,音乐是在语言之前产生的,所以孩子能听懂:“感受一下,有没有踢你?”这给我媳妇小张造成了一些压力。她偷偷对我说,怎么她的肚子里没动静呀?而事实证明,动静太大了也不好,一天有位孕妇正在被踢,突然就提前破水了,流了一地。大家还得七手八脚地把她送到医院去。一路上,她喊道:“我不去公立医院,我订好了和睦家的——”等芽芽问世,那些班就得由她亲自参加了。与之相应,带芽芽“上班”的任务,则从小张移交给了我——那段时间她比我忙,动不动还要跑趟横店。对此我也没什么怨言,反正已经在家养了很久的浩然正气,再不出去看看人,我都担心自己会跟生活决裂。况且别人家带着孩子“上班”的尽是些年轻的妈妈,其中几位还挺有风韵的。至于“上班”的情况,倒没必要多说。我想讲的是芽芽辛劳历程中的一个小插曲:一天刚上完美术正在学英语,忽然听说她的游泳班“爆”掉了。此类事件,也不稀奇,无非摊子铺得太大,资金链断裂之类。班开班灭,万物守恒,财来财去,日子照过。当时我看到商场顶层的“水娃娃”门口攒聚了一群人,便也啃着汉堡溜达过去。怀着对我媳妇的幸灾乐祸,我还用手机取了个景,采用了李沧东风格的长镜头,将现场那种庸常而又苍凉的气氛呈现给她。根据她的指示,我在人堆儿外面排队。盘算一下,课程已经上了大半,剩下额度不多,也犯不着为那点儿钱跟谁拼命。估摸着不少家长也是这么一个心态,普遍鸡肋,所以这次爆雷爆得相当和谐;工作人员按部就班,把各家需要退款的数目登记在册。站在我前面的是几位娉婷的妈妈,大家早混得眼熟,正在有一搭无一搭地聊天,内容无非是谁家孩子能背一千个英语单词之类。时值初夏,她们中的某些人换上了皱巴巴的“三宅一生”连衣裙,可知这个牌子最近很流行。率先发现情况的是位妆容精致、扮相还有几分书卷气的妈妈,她正含笑听人说话,忽然瞪大了眼,望向“水娃娃”的玻璃大门。我也循迹望去,就看见鸭子从一排更衣柜后面晃晃悠悠地飘出来了。当然,它不是一只真的鸭子,而是塑料充气的小黄鸭,平时就浮在游泳班那五彩缤纷的水池子里;现在脱水而出,才发现个头儿还真不小。记得观摩芽芽被教练摆弄来摆弄去的时候,我听见过它发出悦耳的叫声:嘎嘎,嘎嘎。现在它又叫了:嘎嘎,嘎嘎。这声响让游泳班的工作人员也回头,“咦”了一声,从前台跑向更衣柜,围堵住了鸭子,或云举着鸭子的人。那是个三十上下的女人,穿身商场保洁员的制服,和衣服相匹配的,是一张糙红的圆脸和两膀子鼓鼓囊囊的肉。那么她要做什么呢?工作人员先“呔”了一声:“干吗干吗?”“当然交了,而且我早就来了,可半天也没人搭理我。”三言两语,大致听清原委:这女人的确是在游泳班消费过的,但却不是正常的购课储值,而是定价几十块钱的“单次体验”。为了招徕客户,很多机构都会推出类似的优惠。现在班都爆掉了,体验券自然也就失效,因此这女人前来退款,可人家对她又很敷衍,只让她“一边儿候着去”。候了许久,无人问津,她就急了,决定拿走一些实物作为补偿,正好这只鸭子就是现成的了。而在掰扯的过程中,我听见这女人一嘴京腔,却极其响亮,有种大开大合的气势。在印象中,只有自幼身处旷野的人,才会说话有如叫阵。她的大嗓门果然招致了不满,工作人员屡次提醒她“小点儿声”。工作人员便又说,讲理可以——目前正式学员还没办妥,哪儿有工夫顾及你这“限时特价折上折”?再说到你私自拿走教学用具,这个问题就严重了,定性成盗窃也不为过。游泳班前台是个学生样的小姑娘,伶牙俐齿。她在邀请你办卡的时候,哥啊姐啊叫得亲热极了,但对付起另一种人就是另一副嘴脸了。她凌空抢过鸭子,又用两根手指一扒拉,就把那女人扒拉到了前台一侧。女人壮实的身形亦步亦趋,表情木讷,让人联想到某种大型食草动物。不过她的脑子一定还在缓慢地转动,半晌又开口,仍是大嗓门:至此,女人被晾起来示众,听候发落。她的神色又现出了愤懑与茫然。在这个过程中,我的手机录像仍然开着,有意无意地锁定了她。我的镜头语言也从李沧东变成了阿巴斯,包含着一种“克制而疏离的痛感”。而随即,左近悠悠地飘出一个声音:“何必呢?人家也不容易。”说话的还是刚才那个文静的妈妈。她进而指出,不管怎么说,这个“保洁工大姐”也是交了费的,既然交了费,不在钱多钱少,排队时理应有个先来后到;再说到所谓的“偷”,不正是因为游泳班对人家的权益置若罔闻,才逼得人家出此下策吗?此言一出,立刻得到了几位妈妈的呼应,七嘴八舌,反把前台小姑娘说愣了。但她很懂得看人下菜碟,立刻挥挥手:“算了算了,走吧你。”看到女人还想说什么,她又催:“赶紧的,要不是这几位‘姐’——”那女人真就迈开步子,往玻璃门外走去。她的情绪好像要比动作来得慢半拍,等走出人群,才回身道:“谢谢你们。”仍是大嗓门。众人笑了,都说不用谢。一时间,气氛充满了友爱,那位文静的妈妈脸上泛出光来,圆润的嘴唇鲜嫩欲滴。她也许还想到了另一些事情:比如几十块钱的体验费对于大家都不算什么,但对保洁工而言,没准儿就是从牙缝里省出来的了;再比如这位保洁工想必也有孩子,而她的孩子却注定不能在城市的空中游泳……我继续对准保洁工,给了那张饼状红脸一个特写。但就在这时,手机记录下了极具爆发力的一幕:本来那女人僵立片刻,如在思索,突然却低头弯腰,哞一声喊,直朝人群撞了过来;她冲回前台附近,一把从地上又抱起了那只黄鸭子,将它高高举起,再往电梯口跑去。到了儿,她也没放弃那只鸭子。前台小姑娘满脸苍白:“有没有人管管呀。”镜头里又多了俩保安,六只手在取景框里撕扯、纠缠。而这时,我忽略了打斗中的人们,只是追踪着那只鸭子。它从这只手上传到那只手上,歪歪斜斜地滑出了电梯左近的护栏。商场的结构是这样的:高达六层,中间则是一个挑空天井,从上面看去有如深渊。当鸭子飞入天井,便获得了自由翱翔的空间,它从容地掠过水晶吊饰和塑料招牌,隐没在光海之中。为了跟拍,我移步换景,推拉摇移,恨不得半个身子也探到栏杆外面去了。好在没人留意我的这个怪癖。等我按灭摄像头,回过身来,女保洁员已经不见了。她来得凶猛,走得彻底,转眼之间消灭了踪迹。围观者们惊魂甫定,大家还在议论:多险呀,幸亏掉下去的只是一只鸭子。我又听见了那位文静的妈妈的声音,仍然是悠悠的,但其意味就要比刚才复杂多了:“唉,他们这些人呐——”以上所述,是我与王大莲以及苏雅纹初次相见的情形。那时我还不知道她们叫王大莲和苏雅纹。等到我们正式认识,我女儿都可以接受法定教育了。很惭愧,送芽芽报到仍然是我去的,别人家大多还是妈妈。又很惭愧,为了让芽芽上学的路途舒适一些,我们专门换了一台奥迪旅行车,但蹭到小学附近,才发现很多家长根本不必亲自开车——他们的标配是硕大无比的“丰田”保姆车或者“奔驰”商务车,那种车子的标配则是专职司机,有些还戴着白手套呢。说到这里,就要介绍一下我们所在的那个住宅区了:它位于“上风上水”的北五环外,因为毗邻中关村地区和几所高校,更兼之兴建了一所规格很高的小学,所以一跃成为了北京声名赫赫的学区房。我们也目睹着身边的房价打着滚儿地往上翻,那真是一个如梦似幻的历程;当初在这儿买了一套小两居,大约也是在我媳妇口中,我所干过的唯一有远见的事儿了。现在房子又发挥了作用,让我女儿得以和那些“宁有种乎”的优秀儿童们同窗共读。在外教体验课上,我也不得不钦佩小张的先见之明——经过此前的训练,芽芽好歹能用英语介绍她的另一个名字“贾斯敏”。而她们班上的“斯坦利”都已经会演唱甲壳虫乐队的“Hey Jude”了。“你可得好好学习,”我欢欣鼓舞地勉励芽芽,“瞧你们条件多好呀。爸爸上小学的时候,课外活动就是去臭水沟里捞蛤蟆骨朵。”这个岁数的孩子已经挺有虚荣心了,我的忆苦思甜让芽芽觉得掉了份儿。她立刻对一旁的“斯坦利”说:“我爸爸是导演,拍的片子网上就有。”我只是讪笑着,尽心地用一台DV对芽芽进行拍摄,为她的开学第一天留下纪念。没承想,这个行为引起了“斯坦利”的兴趣。他是个清秀的男孩儿,留着一丝不苟的小分头,眼神里有种同龄孩子少见的沉稳,仿佛时时都在深思。他问我认不认识张艺谋,我说我哪儿配啊;他居然还讲到了“构图”,请我有时间指导一下他的美术作品。我被说得一愣一愣的,心想这孩子迟早能在少先队里混上一官半职。而“斯坦利”又不遑多让地对芽芽介绍起了他妈:“我妈妈是编辑部副主任,她编的书还是学校的指定读物呢。”我向一侧颔首,看见了那张精致、文静的脸。离游泳班的“爆”掉已经过去了几年,而这位妈妈竟没有见老。当然,我们这片的家长长期都在各种班上穿梭,重逢也不能算是多么大的巧合。保持着本地居民固有的体面与矜持,我们浅浅点了下头。我说:“你们家‘斯坦利’懂得真多,我们这个就不行……”芽芽撇嘴。那位妈妈对孩子倒是熟得快,替芽芽整了整马尾辫说:“可是我们漂亮呀,漂亮不就够了嘛。”那声音还是悠悠的,我不确定是否暗含了某种敷衍,甚而讽刺。住得久了就能知道,这也是我们这片居民们惯常的语调,他们非常善于在轻描淡写之中表现出优越感,而跟着他们的言外之意三跳两跳,你心里也会不禁惴惴的,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听懂了还是想多了。总之令人疲惫,哪怕你刚刚受到了恭维。我也只好又笑了笑。就在这时,身后突然荡来一声喊:“嘿,真是你们呀——”那声音从秩序井然的校园里席卷而来,不光“斯坦利”的妈妈,周围的家长们也骤然回首。我看见了一张皴红的脸,既扁且圆,让人想起放了过多番茄酱的煎蛋,脸旁飞扬着钢丝般炸起的乱发,还是棕黄色的,就像煎蛋被摊在了一盘薯条上。那女人的手上,还拖着一枚圆滚滚的肉丸子——也是个小男孩,鼓胀得没脖子没腰。这对欧式早餐般的母子步履如风地奔到我们面前,站定先喘,热气腾腾。“远远儿就看见你们啦,我半天都没敢认。”女人揪住领口,大幅度地呼扇,一对胸部在巨大的“LV”商标下面跳动着。说时迟那时快,她又抡起一只“爱马仕”坤包,如同女牧人甩出了套马杆,从一队三四年级的小学生中套住了另一个胖男孩。两个肉丸子背着如出一辙的“巴宝莉”书包,形状也完全一致,只是体量有所差异,他们滴溜溜地滚动着,撞击着,久久不能平息。“这是我们家大的,这是我们家二的。”她介绍道。当她说“二”的时候,前面缀了个“n”的发音。这是京郊某些地方居民的口吻,比如“贴饼子熬小鱼”到了他们嘴里,就成了“贴饼子闹小鱼”。女人就“咳”,一拍巴掌:“你们不记得我,这不稀奇,但不妨碍我记得你们。当初在游泳班……”我和文静的妈妈面面相觑,似乎明白了:“哦,您就是那个——”“对呀。大莲子,王大莲。”她自报姓名,好像以前就告诉过我们似的。“眼拙了眼拙了。您那时候不是商场的……”我扫了眼对面母子三人浑身披挂的logo。包,鞋,衣服,几乎把商场里的奢侈品牌凑全了。女人又补充道:“保洁员?早辞了。谁他妈干那个呀。”文静的妈妈下意识地捂住了“斯坦利”的耳朵。而既是故人相见,那位王大莲不免说起了黄鸭子,“为个破玩意儿,差点儿让孙子们把我从楼上掀下去”;继而又给了俩肉丸子一人一个“搂脖儿”,“还不谢谢你叔你婶儿”。俩肉丸子令行禁止,齐声说“谢谢叔,谢谢婶儿”。面对两位贤侄的如此大礼,我很想指出,作为“叔”我倒没什么意见,关键是“婶儿”是否乐意。果不其然,叔可忍婶儿不可忍,文静的妈妈撇清道:但继而,她的话又让我想起了一个小小的谜团:当初那只鸭子飞下顶楼,保安也下去找过,它却居然消失不见了。就好像鸭子自己长了脚,跑掉了。而那场混乱的始作俑者——王大莲——也跑了,这便让前台小姑娘叫苦不迭。她说她也是打工的,现在丢了东西,只能由她个人赔偿;她又说你们倒是怜贫惜弱,怎么不考虑一下她的苦衷呀。一说二说哭起了鼻子,令诸位妈妈都很尴尬。也是合该嘴欠,我看了看周围的脂粉圈,索性说,得了,算我的吧。顺手就扫了码。钱倒不多,只不过我那天明明是去登记退费的,结果不光没能止损,反倒饶进去一笔。后来我媳妇批评我:“又见不得女的抹眼泪儿吧?我还不知道你那点儿劣根性。”综上所述,也可以这样理解:尽管我与王大莲只有一面之缘,却为她的冒失行径买了单。当文静的妈妈用轻巧而不失调侃的口吻说清原委,王大莲的脸便愈涨愈红了。她掏出手机,要把那只鸭子的钱扫给我,还让我“尽管说个数儿”。我说算了,她硬不依,扯住我的胳膊摇来摇去的。前保洁员的手劲儿真够大的,险些把我的DV也摇到地上去。王大莲如同被蜇了一下,又扬起壳儿上镶满碎钻的新款折叠屏手机,啪地往大腿上一拍,怨道:“都赖这个破玩意儿,要带着现钱不就方便了嘛。”那架势让我想起我去世多年的奶奶,一个喜欢在夏天挥舞着蒲扇骂街的老太太。我不禁噗嗤一笑,王大莲也咧嘴对我笑,露出一嘴硕大的牙。后来还是文静的妈妈打圆场,说孩子都在一个学校,来日方长嘛。大家便又拉起小朋友们,拖拖拉拉往学校外面走去。出了正门再过两条街,就是王大莲以前干活儿的那个商场,遥遥望去有如玻璃碉堡。四下孩子飞跑,车辆蠕动,愈发堵得水泄不通了。有学校的地方都是这样,拥堵程度也和学校的名气成正比。因为在附近找不到停车位,我和文静的妈妈都把车放在了商场,这时便结伴穿街过去,王大莲和她的两个胖儿子也跟在我们后面。第一次是在刚刚走出学校所在那条街时。我们听见胖儿子之一嚷嚷:“妈,到家啦,该拐弯儿啦。”王大莲呵斥他:“我还不认识家?我送送你叔你婶儿。”这么说着,文静的妈妈却往街口一侧瞟了一眼。那是一片密度极低的小区,楼宇簇新,一望可知都是夸张的大户型。在这片地方,甩着个“爱马仕”上街算不得奢侈,住在紧邻学校的高档社区里就是真正的奢侈了。又对于送孩子而言,自己开车的羡慕有司机的,但金字塔的塔尖反而是“腿儿着”的,因为一出家门就能进学校。文静的妈妈目光悠悠的,又变得复杂起来了。而王大莲则说:“我陪你们到商场,顺便跟他们说句话。”也不知她所指的“他们”是谁,于是也就有了另一个刮目相看。未多时,大家来到商场的停车场,各自找到了车,文静的妈妈开的是辆小巧的“沃尔沃”。我们依次开到收费处的栏杆前面,就见王大莲正靠着岗亭,跟窗口里的老头呱呱唧唧地说话。那老头黄面鼠须,嘴上斜叼着烟屁,看到我们来,王大莲一指:“三大爷,就他们。”“三大爷”在烟雾腾腾中一摆手,示意我们直接过。王大莲又说:“您看清楚点儿,这可是我朋友,以后也不能收钱。”听这意思,我和那位文静的妈妈不仅此次停车不必缴费,以后也获得了“自己人”的特权。如果这是王大莲对我们的回礼,可比区区一只黄鸭子贵重得多。我感到必须说点儿什么了,把车停在路边,自己开门出来。文静的妈妈也下了“沃尔沃”,微蹙着眉,低声说:“这不是走后门吗?”又嘀咕:“我是担心孩子……习惯了这一套,以后到国外怎么融入人家的社会呀。”她的思路的确比我长远。但当我们走到王大莲面前,嗫嚅几秒,王大莲却先开腔了:“千万甭客气,客气就是驳了三大爷的面儿了。”岗亭里,“三大爷”又点上一颗烟,目如鹰隼地扫我一眼。而王大莲却转瞬忘掉了上个话题,又向我们抛出了新的话题。她罕见地压低了大嗓门:“对了,再跟你们商量个事儿……你们俩的孩子是在一个班上吧?”我只好接着她说:“是呀。”文静的妈妈也说“是呀”。王大莲又说:“可我们家‘二’跟他们不是一个班。你说这样行不行,让‘二’也转到你们那个班去,大家有个伴儿,不是正好吗?”我们就晕了。片刻,文静的妈妈说:“但学校……不都把班分好了吗?”“可谁也没说分好了就不能改呀。”这时王大莲全没了征询人家意见的拘束;她抡起她的“爱马仕”,让金光闪闪的西洋马车在空中驶过一道闪亮的弧线,“我跟他们说去。等转班过去,你们只要让孩子跟别人说,早就认识我们家‘二’就行啦。”我们就更晕了。提到孩子,我又看了眼街边的车。只见芽芽从“奥迪”旅行车里往外招手笑,而王大莲家的“大”和“二”正扒着窗户,争先恐后地朝她做鬼脸。我眨了眨眼,转回头来对王大莲说:“孩子们不都认识了吗?”王大莲的脸上又喷出喜悦的红光:“他叔,有你这话就行。”等她揪着俩胖儿子离去,留下我和文静的妈妈站在街上发愣。要知道,芽芽所上的小学光是进去就很难,如果不是早年间侥幸落了户,你或者要买下天价的房子,或者就要有通天的手段;也总听家长们抱怨,他们在别处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可被小学老师训起来就像训孙子一样——而这个王大莲呢,能说转班就转班,随便挑,这又得是多大的面儿?比之于此,“三大爷”那边的停车费简直不值一提了。也正因此,文静的妈妈感慨如下:“这……是个什么人呀。”王大莲“是什么人”,其实倒不太难猜。在北京,尤其在北京曾经是郊区后来才并入城区的地方居住,你也免不了会遇到她“这种人”。记得那天回家,威逼利诱地把芽芽按在小书桌前读英语,我忽然动了个念头,翻箱倒柜地找出几年前的旧手机,把当初在商场里拍摄的那段视频拷出来,捧着平板观看。此时重温旧作,镜头运用就显得幼稚了,对大师们的模仿痕迹太重。但最后那段对黄鸭子的跟拍却堪称神来之笔——忽略了“人”而聚焦于“物”,和《阿甘正传》里那根著名的羽毛异曲同工。我瘫在沙发上抚摸着肚子,咯咯笑出声来。恰好小张回来,翻着白眼问我:“又打着试镜的名义看女演员去了?”我把视频划到王大莲举着鸭子奔跑那段:“你也看看。”“人家的形象也变了……咳,这都哪儿跟哪儿啊。”我让她别打岔,先给她展示了当初之王大莲,又描述了今日之王大莲,还把芽芽叫来作证,“今天碰见的阿姨——气宇轩昂那个,是不是挺有意思?”芽芽捂着眼睛,相当惊悚地“哇”了一声。我又笑了:“张爱玲说过,别致就好。”小张却没兴趣和我进行美学层面的讨论,顺势又开始数落我、勉励我。内容和以前差不多:作为一名导演,我成天漫无目的地东拍西拍也不是个事儿,毕竟作品要变成商品才算完成了它自身,对不对?但她又给我带来了一个好消息:有部纪录片已经完成了前期拍摄,不过制片方很不满意,决定临阵换将——想来想去,我正合适,小张还替我谈了个不错的价钱,只等我点头了。我想起来,那部片子在筹备之初就找过我,没谈拢正是因为制片方比较“事儿逼”,此外我对题材也不感兴趣。但小张又对我打鸡血兼赶着鸭子上架:目前相当于菜都切好了,没人掌勺,也容不得那些家伙叽叽歪歪了;至于题材,现如今你还能拍什么?你想拍的谁让你拍呀?还是丢掉幻想,先让工作的齿轮转动起来再说。她说得固然有理,我懵懂地点了点头。我这样自我安慰:答应的是媳妇,养活的是女儿,这就好像比直接做“鸡”做“鸭”更容易让人接受一些。小张承认我做出了悲壮的牺牲,还主动请缨接替我照料芽芽,反正她手头的项目已经接近杀青了。此后几个月,我都在捏着鼻子连轴转。时而在老少边穷地区采景,时而在会所里被人拎着脖子灌酒,我的脸时而黑,时而红。令我欣慰的是,芽芽长势良好,当我与她视频通话,看到她的眉眼愈发明艳,都有一丝她妈年轻时的影子了。芽芽说:“一个是‘斯坦利’,另外两个是‘大’和‘二’。‘斯坦利’和我最好,帮我做作业,‘大’和‘二’就有点怪怪的了……”从她的话里,我得知了两个信息:第一,王大莲言出必践,她们家的“二”果然转了班,与芽芽和“斯坦利”做了同学;第二,那俩肉丸子在学校里仍以数字为代号,而不像其他孩子那样除了学名以外还有英文名。难道在外教课上,老师也要称他们为“one”和“two”吗?芽芽嘟嘴皱眉:“那倒没有,不过……哎呀不跟你说了,我得弹钢琴去了。”女儿很忙,比我还忙。等从外地回来,都已经快入冬了,街道上流淌着银杏叶子,熠熠闪光。也是贱,过去送芽芽“上班”时,我还会痛感家里乾纲不振,现在却怀念起那种生活来了。于是甫一进门,就急着跟小张进行交接。温习完芽芽的课表和教材,我又关怀小张:“你怎么样,对家庭妇女的角色还习惯吗?”小张不忿:“谁家庭妇女了,那些当妈的哪个不比你学历高。”看来她很快就融进了新圈子——这也是一个制片人的特长。我说:“嚯,都混得很熟了。有没有互相探讨御夫心得?很可惜你们影视界都是些畸形婚姻,不足与常人论。”小张又“切”,继而兴致高涨地介绍起了芽芽班上的妈妈们。诚如她所言,那些女眷都不是泛泛之辈,混迹其间,让她很有认同感。试举一例,别处的女人听说她的工作性质,都会兴致勃勃地打听明星八卦,还尽有托她要签名的,而在新环境里,大家就对花边新闻不那么感兴趣了,或者说感兴趣也不好意思当众谈论,“苏雅纹最瞧不上这种话题了”。那么妈妈们都聊些什么呢?当然要以孩子为主,这是题中应有之意,此外她们非常热衷于探讨“如何平衡家庭与事业之间的关系”。在这个议题上,小张意外地获得了话语权,她在剧组里按下葫芦起了瓢的状态被称作一项“系统工程”。“就连苏雅纹都说,她可做不到像我这样成天出差……”明明刚回家的是我,小张却劳苦功高起来了。小张便描述了苏雅纹:在出版社工作,很会化妆,开辆“沃尔沃”。她又说:“你不是早就和人家搭上话了吗?”这才知道,那位文静的妈妈名叫苏雅纹。又从小张言必称苏雅纹可以推测,苏雅纹是那群妈妈里的妈妈头。这当然有着“母以子贵”的因素:苏雅纹的儿子“斯坦利”不仅成绩优异,而且擅长绘画,好几部“作品”都在外面获过奖呢。但关键在于,苏雅纹本人也是那么有态度,有风格,有腔调。说到这里,小张又试举一例:小学班上不是都有妈妈群吗?妈妈们的群昵称不都是“××妈”吗?苏雅纹却提出,该称谓很有问题,将妈妈降格为孩子的附庸,无异于否定了“女性独立存在的价值”。我插嘴:“她还引用了波伏娃吧,‘第二性’什么的?”不得不承认,小张的热情让我稍感嫉妒。而对我的挑衅嘴脸,小张又翻了个白眼。她继续把事情讲完:苏雅纹的意见得到了班主任的由衷拥护。还得补充一下,那位老师虽然刚刚分配到小学,可却是一所985高校的博士,这个头衔也让妈妈们感到满意。在苏雅纹与博士班主任的倡导下,她们纷纷把群昵称改成了如下模式:本人姓名(孩子姓名)。比如苏雅纹就是“苏雅纹(斯坦利)”。不要小看这个变化,它不亚于一种姿态,一个宣言——有个育儿公众号专就此事刊登了一篇文章,题目如下:而听了半天苏雅纹,我不由得感到了疲惫。不知为什么,那种“用力活着”的人总是会把疲惫传染给我。哪怕为了放松,我也需要一个新的话题,当小张去洗漱,我跟过去问:“对了,还有个王大莲呢,你也认识她了吗?”小张回身,嘴巴半张,电动牙刷嗡嗡响着:“你说哪个?‘二’他妈妈吗?”这一称谓让我想起了一段相声,高英培说:“‘二’他妈妈,拿大木盆来,这拨儿全是咸带鱼。”而在接下来的夜晚,我为自己的多嘴付出了代价。小张变得愈发亢奋,甚而忘掉了我们夫妻小别重逢后的例行公事,又召开了一场澎湃的、喋喋不休的吐槽大会。一边吐,她还一边敷了张草莓面膜,让自己的脸也变得红彤彤的,同时绘声绘色地模仿起了王大莲。我媳妇在剧组待久了,也具备了颇为深厚的表演功底,因此王大莲随风潜入夜,盘踞在了我们的卧室里。小张谈起王大莲,是这么开头的:“我们都不稀得说她。”据我媳妇描述,王大莲刚一“入班”,就暴露出了自绝于妈妈们,甚而自绝于老师的倾向。该倾向又层层加码,最初只在微信的“班级交流群”里体现。顾名思义,这个群的功能是让老师和家长们畅所欲言,互通有无。一时间群内交流十分踊跃,从给孩子们报什么社团到老师打算有针对性地提升孩子们哪方面的能力,不一而足。但没过多久,麻烦来了。麻烦的名字叫作“王大莲(二)”。那是一天晚上,学校发布了音乐社团的报名方案,老师要求有基础的孩子家长说明,孩子已经学到了何种程度,尤其是学弦乐的要提前报备。为什么单把弦乐拎出来呢?在群里,苏雅纹替老师解释,弦乐的难度更高,她还普及了一个知识:在美国很多“藤校”的招生指南里,被认可的“音乐特长”首先指的就是弦乐。苏雅纹她们家的“斯坦利”果然是学小提琴的。说到这里,小张便又焦虑,问我当初给芽芽选了钢琴是不是一个战略失误。小张说:“你不要抬杠好不好?人家明明给算进了键盘乐。”于是暂时撇开钢琴的构造不提,说回王大莲。而说到王大莲,仍然涉及了“弦乐”这一定义。这时王大莲就在群里发言了。大家看到“王大莲(二)”甩进来一条语音,点开仍是大嗓门,仿佛怒气冲冲:“等会儿等会儿——什么叫弦乐呀?”如此追根溯源,问得大家一愣。紧接着,便有人往群里发了个链接,是网上百科对于“弦乐”的详细说明。一般是指西洋管弦乐团中的弦乐组,根据发音方式,又可分为擦弦乐器、拨弦乐器与击弦乐器。想当年,钱钟书因为能背词典而被誉为神人,而现在,随便一个孩儿他娘也等于钱钟书。但王大莲又说话了:“你们能不能再说清楚点儿,究竟哪些家伙什算弦乐?”大家便接龙,向她举例。有说小提琴、中提琴和大提琴的,还有说低音贝斯和竖琴的。继而有人说:弹棉花算不算?这明显就是开玩笑了,不经意间露出了揶揄的口吻。大家哈哈哈,放出形态各异的表情包。但王大莲的大嗓门里包含了真切的不满:“这不是扯淡吗?你们弹过棉花吗?絮子糊嗓子眼儿,干一天咳嗽半个月。”她先带偏话题,反说人家扯淡,妈妈们就静默了。那静默里也有不满。又过了片刻,还是苏雅纹紧扣主题,她说:您的问题很好解决,您总知道自己的孩子学了什么乐器吧?说出来,大家告诉你该去哪组不就行了嘛。既然屁都没学,那您矫情这么半天?顺便补充一下,如果屁也算一种乐器,大概可以被归入管乐。诸位妈妈延续着不满的静默,仿佛真有人在群里放了个屁。王大莲还纳闷:“怎么没人说话了?都掉线了吗?”讲到这里,小张摊了摊手。她对我说,此后几乎每一次群内讨论,王大莲都会唱上这么一出。再比如有一次谈到数学补习班,王大莲居然连“勾股定理”都搞不清楚,一个劲儿地追问“谁的沟子,谁的屁股”。此时我想,如果说到国学课,那句“渔阳鼙鼓动地来”一定又是一个坑。但小张进而说,只在群里和妈妈们闹一闹还不算什么,更要命的是,王大莲对班主任老师都敢发作——面对面。谈起那次冲突,就要说到开学以后的第一次家长会了。博士班主任体谅到有些妈妈还要上班,便牺牲休息时间,在晚上召集大家见面。经过班主任推举,大家表决,苏雅纹担任了例会的召集人。为了履行职责,苏雅纹饭都没顾上吃,从东三环的出版社堵了一路回来,再把“斯坦利”送去课外班,然后马不停蹄地赶到学校。也真得佩服人家,饶是如此,妆容不乱。然后开会,因为是第一次,老师郑重地讲解她的教育理念,听来倒像做报告;又因为用了很多美好的大词儿,不亚于带领争奇斗艳的妈妈们进行了一场心灵瑜伽。而在这一过程中,小张就发现有一个脸红且圆的女人频频回看苏雅纹,苏雅纹则也频频看向她,间或对她摆手,做个忍耐的手势。这就好像一个人想要上厕所,另一个人让她再憋会儿。因为看过我此前拍摄的视频,小张立刻认出了王大莲。又仿佛忍无可忍,王大莲终于无视苏雅纹的劝阻,举起了手。班主任并未理会她。后者或许讲得兴发,不情愿中断那一连串儿闪闪发光的人名以及术语。但王大莲锲而不舍,胳膊越举越高,伸到了人体坐姿所能达到的顶点,王大莲的声音也霍然炸裂:“老师老师——”王大莲说:“我听不明白呀——谁是苏格拉底?什么叫‘启发式谈话法’?还有霍姆斯、尼尔和皮亚杰,这些人又是干吗的?”老师舔了舔嘴唇:“我说的都是一些历史上的著名教育家。而且我也没光举国外的例子,还有叶圣陶呢……”这时,妈妈们之间掠过了一片窃笑,也许她们早就料到会有这么一出了。而班主任终于沉下了脸。她又舔了舔薄嘴唇,嘴角僵硬。班主任也是在群里的,她见识过王大莲的威力,不过为了保持宽容的气氛,并未对那些浅薄得令人发指的提问多加干涉。但现在情况变了,这可是她这个博士首次宣讲教育理念的场合。老师的威信不只是针对孩子,这年头更要针对家长。又况且,谁知道这个王大莲是无心的还是故意的呢?她的声音冷了下来:“您自己不知道,这怪不得别人。”此言一出,教室里的窃笑几乎变成明笑。但众人没想到,王大莲居然对老师也敢回嘴:“可你要跟我都说不清楚,又哪儿能跟孩子说清楚呢?”这就近乎挑衅了,简直是在质疑对方的教育能力。教室里的氛围忽然之间不再轻松,取而代之的是某种惊悚的气息。连苏雅纹都一改她那清冷的悠然,急着向王大莲摆手。但为时已晚,班主任已经在话赶话了:“你这又是什么意思?你把孩子送来,难道还不信任我们吗?”王大莲立刻接上:“哦,不懂的不让问,这就叫信任你们啦?”班主任的声音也高了上去,嗓子打颤:“这位家长,你当然可以问,希望你们家孩子也有和你一样蓬勃的求知欲。学校呢,说到底是个教育人的地方,对于孩子要教育,对于个别欠教育——哦不,需要教育的大人——也可以教育。但既然是教育,总得有个规矩吧?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我看您最该上的一课,首先就是规矩。说得具体一点,要懂得不能肆无忌惮地影响别人;说得广泛一点,这还涉及了人与人之间的尊重;说得再本质一点,这就不是知识了,而是家教。”逻辑严密,绵里藏针。不愧是博士,将对方置于被教育的位置上并扑灭了对方的气焰,堪称一场经典的降维打击。王大莲重现了我的镜头当初所捕捉到的窘态:她的表情木讷,像一只大型食草动物。既然胜负已分,苏雅纹也有必要履行她召集人的责任了。对于失败者,苏雅纹向来不缺乏同情。她起身,走近王大莲,像抚慰孩子一样拍了拍王大莲的背:“先冷静一下,有什么事情回头再说,好吗?”王大莲却站了起来,慢慢走出了教室。于是,王大莲变成了开学以来第一个被轰出教室的家长。但当教室里重新恢复了共识,当老师清了清嗓子准备继续开讲,教学楼的窗外忽然传来了稀里哗啦、噼里啪啦的声响。小张坐得比较靠边,从二楼探头,就望见了塑胶操场外的那棵小小的银杏树。它也许刚被移栽过来不久,根基也未扎牢,因此当一个壮硕的黑影挂在树枝上,前后上下大幅度地摇动,树就像遭了台风,岌岌可危地晃悠起来。王大莲正在以树泄愤。她表达不满的方式,或许来自某种流传甚广的健身习惯:在公园里,总能看见有些大妈抓着树枝打摽悠。而老师站在讲台上,当然也看见了那一景,但这就不是她的事儿了,自会有人管。果不其然,操场上又多了几条人影。现在学校里负责保卫的早不是传达室老头儿了,而是身高体壮的保安,还穿着制服,还戴着钢盔,还手持棍棒和钢化玻璃盾牌——但恰因为上下披挂,这些重装步兵跑得呼哧带喘的,移动缓慢。“干吗呢,干吗呢,你吃饱了撑的呀?”他们边跑边喊。话音未落,那黑影便闻声而逃了。她在花坛、橱窗和健身器材之间穿梭,仿佛农民在田埂上跳跃。比起当初在商场里的那次逃跑,王大莲此番撤退就要有声势得多,来到校门口,她猝然站定,回身叉腰,面向操场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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